刘志丹在1935年秋天被关进监狱时，中央红军正向陕北走来。中央需要一块能够落脚的根据地，参与创建这块根据地的人，却在里面遭受错误审查。 毛主席得知情况以后，立即要求停止捕人、停止杀人。那句“杀头不能像割韭菜”，说的就是一条再也挽回不了的人命。刘志丹牺牲于1936年4月14日，时年33岁（1903年10月4日出生）。他在西北带兵多年，走过的路很曲折，部队打散过，根据地丢过，也曾受到错误批评。 每次局面坏下去，他又设法把队伍带起来。到中央红军北上时，陕北还能留住红军和根据地，与他这些年的坚持有直接关系。这份坚持，从他年轻时看到的乡村生活里长出来。 刘志丹出生于陕西保安，在榆林中学读书。他接触进步思想，也了解贫苦农民的处境。那些一年辛劳仍然吃不饱饭的人，使他把求学与改变社会联系起来。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，他又受组织派遣，到黄埔军校学习。黄埔第四期的军事训练，让这个陕北青年走上了职业革命军人的道路。他随后参加北伐，又被派到冯玉祥部工作。 早期的经历，使他熟悉旧军队的组织和指挥，也看清地方军阀反复变动的立场。只借别人的军队开展革命，随时可能因上层翻脸而陷入危险。1927年革命遭到挫折，刘志丹也受到波及。他回到陕西，继续寻找掌握武装的办法。 1928年渭华起义中，他担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委主席，参与领导起义部队。面对强敌，这支新生力量最终 转 入艰难处境，却为西北后来的武装斗争留下了干部与经验。 1929年，刘志丹回到保安，参与建立当地党组织。陕北山高沟深，地方情况复杂，发展武装先要有可靠的组织和群众基础。他从家乡继续做起，联络同志，了解各地力量的分布。 后来那些在地图上连起来的根据地，起初往往就是从一处处这样的落脚点发展起来的。当时，陕北特委提出了红、白、灰三色建军方针，刘志丹等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，分别开展公开建军、争取旧军队和改造地方武装等工作。 这些办法来自具体环境。手里没有足够的枪，就得先想办法取得武器；队伍暂时弱小，就需要利用形势保存骨干。1930年的太白起义，是其中一次重要行动。 刘志丹利用进入地方武装的机会，组织力量夺取枪支，发展队伍。这些早期部队后来成为南梁一带游击武装的基础。 从少量人员和武器起步，他所做的许多工作，都着眼于先把一支队伍留下来，再寻找发展空间。部队有了人枪，还要有自己的组织。刘志丹重视政治工作，整顿纪律，建立党对武装的领导。 西北的旧式军队和地方民团不少，革命武装要站住脚，就得让群众看出差别。官兵怎样对待百姓，怎样筹粮，怎样执行命令，关系到队伍能否在当地得到支持。 偏远山地给游击战争提供了回旋空间，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。交通不便，经济条件薄弱，一次错误行动就可能损失大批骨干。 刘志丹熟悉陕甘边的地理与民情，更重视在实际条件下发展力量。这个认识，后来与一些脱离当地情况的指挥发生了尖锐冲突。 1933年，红二十六军有关部队在错误指挥下南下，遭到严重损失。刘志丹与战友设法保存人员，重新返回根据地。这件事对他影响很深：队伍人数有限，不能只凭主观愿望决定到哪里发展。 当地能否立足，遇到强敌能否退转，必须在行动前就考虑进去。他随后参与谋划把几个区域连成能够互相策应的格局，以南梁为中心发展陕甘边根据地。 主力与地方游击队配合，各区域相互支援，遭遇进攻时就有更多回旋余地。此前一次次吃亏换来的经验，逐渐变成根据地能够保存下来的办法。 到1935年，陕甘边与陕北的革命力量进一步加强联系，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发展。刘志丹参与指挥反“围剿”，扩大了活动区域。 这块地方给正在长征的中央红军提供了重要条件：这里有党组织，有能够配合的部队，也有支撑革命的群众基础。就在这个关键时候，错误肃反扩大了。 一批长期在当地工作的党政军干部被怀疑，被关押，刘志丹也在其中。他曾为革命武装的生存寻找各种办法，与不同地方力量打交道，这些经历反而被人拿来罗织罪名。 多年工作建立起来的事实，被武断的政治判断压了下去。被调离前线以后，他没有因为个人遭遇带走部队、另起争端，而是服从组织安排。对当时的根据地来说，这个选择也很沉重。 外面还有敌人的进攻，内部再发生分裂，已经付出巨大代价保住的局面，可能很快就会被毁掉。刘志丹把个人的生死放在了这个大局之后。他在牢里受苦时，一起被关押的人也面临危险。 错误审查已经造成实际伤亡，拖延就可能让更多干部失去生命。中央抵达陕北以后，迅速了解情况，下令停止错误处置。这一步首先要做的，就是把人的命保住，让调查能够在杀戮停止以后进行。 毛主席随后在下寺湾向有关干部讲得很严厉：韭菜割掉还会长，人头落地就长不回来了；错杀革命同志，是犯罪，处理必须慎重。用老百姓熟悉的东西作比，意思非常直接。 案件可以复查，错误可以纠正，已经被杀的人却再也救不回来。中央派人接管有关保卫工作，并成立专门机构审查肃反问题。刘志丹长期开展革命工作的情况、部队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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